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戎默|“刑天舞干戚”新解——兼谈《庾信诗赋选》


admin| 更新时间:2022-08-04 15:31|点击数:未知

《庾信诗赋选》

[北周]庾信著

谭正璧、纪馥华选注

古典文学出版社

1958年2月出版

199页,0.65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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‍文︱戎  默

陶渊明《读山海经(精卫衔微木)》一首中,关于“刑天舞干戚”句,颇有争议,大多都集中在该句的异文之上,因其较早版本作“形夭无千岁”,然于义未安,宋人则据《山海经》校作“刑天舞干戚”,认为是用了《山海经》“刑天与帝争神,帝断其首,葬之常羊之山。乃以乳为目,以脐为口,操干戚以舞”的典故,意思较为明确,也符合《读山海经》的题目。这在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、周必大的《二老堂诗话》等书中都有所提及。此后,或主古本,或从意思,聚讼纷纷,莫衷一是。但“刑天舞干戚”的版本,因其意义显豁,终究还是略胜一筹,不少陶诗注本,尤其是普及类读本都选择了“刑天舞干戚”这一版本的异文。

至于“刑天舞干戚”的意思,则无甚争议,各注本的注解也都差不多,几无异辞:即用《山海经》中典故,刑天在与黄帝的争斗中失败,被砍去头颅,以乳房与肚脐为眼口,依然舞动着干戚——一般的注释都解释作盾牌与斧子——以示依旧保持着战斗意志,比如龚斌先生的《陶渊明集校笺》就说:“刑天虽无首,犹舞干戚以斗。”一些后世流传的神话故事里,刑天也被描绘为无首但却依旧挥舞着斧与盾与黄帝争斗的斗士。

然而,“干戚”一词,被解释为单纯的盾牌、斧子之类的武器,却并非是毫无瑕疵,无懈可击的。《礼记·乐记》:“干戚之舞,非备乐也。”《明堂位》:“朱干玉戚,冕而舞《大武》。”郑注:“朱干,赤大盾也;戚,斧也;冕,冠名也。《大武》,周舞也。”又《文王世子》:“大乐正学舞干戚。”孙希旦集解:“干戚,《大武》之舞也。”由此可知,周代乐舞中,有一种《大武》舞,舞者即执干戚,其中的“干戚”是“朱干玉戚”,即作为舞具,象征性的盾与斧。照此解释,刑天之“舞干戚”,并非是真正拿着武器战斗了。

但《礼记》中各种有关“干戚之舞”的表述,尚不足以坐实“刑天舞干戚”之“干戚”是舞具非武器的推论,因为毕竟“干”与“戚”的原意是盾与斧,“舞干戚”,固然可以解释为舞干戚之舞,但解释为挥舞着盾与斧战斗似也无可厚非,还要看看诗文中其他的用例。

较之陶渊明稍后但也同属六朝大家的庾信《哀江南赋》中,有“官守无奔问之人,干戚非平戎之战”的句子,是描述侯景之乱时梁平叛军队不力,故无法为国家急难奔走、起不了平定叛乱的作用,因此倪璠《庾子山集注》注释此句云:“戎,谓侯景也,言不能平之。二语谓援兵之不力也。”即是此意。建国后第一部庾信诗赋的注本,由谭正璧与纪馥华共同编写,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《庾信诗赋选》承袭此注,云:“两句是说当时数十万援兵在外,互相猜忌,号令不一,没起支援作用。”这类解释,皆是本着《梁书·侯景传》中湘东王驰援京师,但援军却各自为战,烧杀抢掠的事件的意会之词,并没有具体解释词句的意思。如要翻译二句:“官守无奔问之人”,自无问题,即没有为了国家奔走急难的官员;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句,若将“干戚”解释为一般的作为武器的盾、斧,倒也可通:即武器(也失去了效力),无法为平定侯景之乱出力,或者因“干戚”为武器的意思,将它引申指代为军队,整句解释为驰援的军队无法平定叛乱。这样的翻译,亦差强人意,于大意无害,只是解释时要转个弯。

但如知道了“干戚”有作为舞具的武器这一意象后,再来审视这句话,则干戚解释为舞具,似意义更佳:干戚是象征性的武器,自非“平戎之战”,此句正说的是梁军战斗不力,如干戚一般,不过是摆摆样子的。诸本注释中,倒也有点出这一点的,瞿蜕园《汉魏六朝赋选》解释这句话,就说:“干戚,指古时庙堂乐舞所用的是朱干玉戚。朱干,朱漆的盾牌。玉戚,玉作的战斧。戎,指侯景。这句说:干戚只是一种象征,而不能用来对外作战。指当时的兵将无能。”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此句“干戚”作为舞具的象征性与非实用性,一语中的。《汉魏六朝赋选》虽是铢庵先生为普及而作的小书,但于此类注释中,皆可看出大家的手眼与用心。

另一个相似的意见则出现在对另一部大家普及之作的批评之中。1958年9月28日的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中,有一篇《读〈庾信诗赋选〉》的文章,署名“潘辰”,对谭正璧、纪馥华二先生编的《庾信诗赋选》提了不少意见,其中不乏政治性、立场性的问题,比如该书序言中描绘梁朝的强盛时期,用了“全国自上而下都充满了歌舞升平的景象”,即认为:“人民生活如此痛苦,那里谈得上‘歌舞升平的景象’?关于这一点,范文澜同志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二编中说得很清楚。如果说梁朝有‘歌舞升平的景象’,那不过是萧衍和他那一小撮统治者们在醉生梦死而已。”此类评论政治倾向性太过明显,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,在今天看来,意义不大。但该文却又对注释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,其中就包括对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一句的解释:

如“哀江南赋”的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句,倪注把它与上句“官守无奔问之人”联在一起,说是:“二语谓援兵之不力也”。选注者仍之,说:“两句是说当时数十万援兵在外,互相猜忌,号令不一,没起支援作用。”(页23)其实这两句是两个意思。上句是说援军不能尽职,协力救助王朝;下句则是说梁朝重文轻武,抵御侯景不得其方。按: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句是用伪“古文尚书”“大禹谟”中:“帝乃诞敷文德,舞干羽于两阶,七旬,有苗格”的典故。这是一句用文德代替武力的古代传说。后来诗人常用此典,如李白的“古风”第三十四首:“如何舞干戚,一使有苗平。”庾信这里也是说明萧衍重文轻武,而对侯景这样的人,又是不可能用文德降伏的,因此致败,所以说“非平戎之战”。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怎么能与援军没有起支援作用联系起来呢?

此驳并非十分有力。首先,所谓“援兵不力”也好,“没起支援作用”也好,是基于《梁书·侯景传》记载的湘东王驰援京师之事的,二句概括言之,正可言援军的不力,所以也并未说错,只是没有解释具体句子的意思而已。引用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诞敷文德,舞干羽于两阶,七旬有苗格”,认为干戚是宣示文德,又说到萧衍重文轻武之类,则又嫌过度阐释:“舞干羽”即干羽之舞,古代乐舞有文舞与武舞两种,文舞佩羽,武舞佩干戚,即《诗经·简兮》中的万舞,以示崇文抑武,故云“诞敷文德”,但“干羽”与“干戚”还是两样的,云“干羽”有“诞敷文德”的意思尚且说得通,但以干戚说之,则有些牵强。(干戚无“诞敷文德”义也不绝对,唐人经常将“舞干羽于两阶”,引作“舞干戚于两阶”,如卢照邻《南阳公集序》以及上文所引的李白诗皆是,但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。)但该解释终究还是提示了“干戚”不当指单纯的盾斧,解作实质的武器,认为“干戚”确实本身就“非平戎之战”,于此句的正确理解,还是有所帮助的。瞿蜕园的《汉魏六朝赋选》初版于1964年,此解可谓更早地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。

又《后汉书·崔寔传》记载崔寔《政论》中的话,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“干戚”象征而非实用性,可助理解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:“俗士苦不知变,以为结绳之约,可复理乱秦之绪,干戚之舞,足以解平城之围。”平城之围,自要靠陈平的智谋与汉朝的国力才能解决,“干戚之舞”,自然是“俗士苦不知变”不合时宜的臆想,毫无用处的。可见,汉代即有“干戚”无助于实际战斗的比方,甚至可以说,崔寔的话,可能才是“干戚非平戎之战”的出典。(平成之围是汉与匈奴的战争,“戎”实指侯景,在典故中指的正是匈奴。)

现在再回过头来看“刑天舞干戚”句在诗中本身的意味,如“干戚”解作象征性的盾、斧,似亦可通,甚至在意思上还更胜一筹:刑天已经失去了实际战斗的能力,只是空怀复仇之志,只能拿着象征武力的干戚起舞罢了,也正与“精卫衔微木,将以填沧海”相对,都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,更具西方神话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色彩,亦更符结句“徒设在昔心,良辰讵可待”无可奈何的意思。

下面还想再说说上文提到、遭到批评的谭正璧、纪馥华编《庾信诗赋选》。该书是建国后第一部庾信诗赋的注本,前面有一篇长序,详述庾信生平、作品前后分期以及艺术风格等问题,可谓在庾信研究上有着突破性的意义。序言将庾信生平分为前后两期,前期生活如意,因此文学重视辞藻用典而内容空虚;后期惨遭离乱,生活失意,因此反而作品变得优秀起来。虽然用了诸如“封建奢靡”“空虚浮泛”“具有人民性”等颇具时代烙印的字眼,但实际上基本承袭了传统观点,认为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,即其诗赋在晚年离乱之时,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。

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,二位作者承认了庾信诗赋在形式上的美。由于当时的评论风气,很多认为用典、骈体、对仗等,皆是封建文人拽文逞辞,无聊的文字游戏,该文则在批判“一般”骈体、用典、对仗的同时,肯定了庾信用典的巧妙得体,对仗的轻盈灵活等,如谈到他用典时说:“许多诗文中由于事事用典,使得它显得奥涩、堆砌,索然无味。庾信的作品中也用典,不过由于他运用得灵巧、自然、恰当、准确,典故的意思和自己所要表达的能完全一致地融合在一起……用典不但没有限制住作品内容的表现,反而大大帮助了它,用典使得词句含蓄,在少量的语汇里能含有更多更深刻的内容,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。”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,先抑后扬,曲折地肯定庾信诗文的形式美,这也显示了编者对作品是具有真赏的。

也许是这种“曲折的肯定”,该书甫一出版,就遭到了不少批判,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1958年就有三篇批判《庾信诗赋选》的文章,分别是5月10日发表的署名“太林”的《对“庾信诗赋选”序言的两点意见》、9月28日高海夫的《对“庾信诗赋选”的选文标准和序言的几点意见》以及上面提到潘辰的《读“庾信诗赋选”》,其中除了潘辰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对具体注释的意见(其中大多亦可商榷),其他两篇则都颇有政治倾向性,认为编者在序言中对庾信还是溢美太过,选文还是有浮艳之作的之类。这也许与谭正璧于1955年卷入过《文史哲》胡风案的风波有关,此事虽在当时已“沉冤昭雪”,但也应有不少人怀疑他政治不那么正确,对他编写的书进行审查批判的。不过,这部书出版后不久,就在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上引出三篇讨论文章,也可侧见该书的影响力。

谭正璧,1978年3月23日摄于长风公园。

《庾信诗赋选》第二编者纪馥华在《师恩如山,无日能忘》一文中交待了该书的编纂始末,纪馥华原为谭正璧在齐鲁大学中文系(山东大学中文系前身)的学生,深受赏识,谭正璧因病离开山东后,二人依旧保持着联系,“1956年初,谭老师写信给我,问我有没有兴趣编一本魏晋南北朝作家的作品选,由他介绍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,至于哪个作家,何种文体均由我决定。我因毫无编选经验不敢接受,他鼓励我说,可以由他把关,于是采用合作编著的方式。至于选哪一个作家、选哪些作品、选注何种体例等,都由我先拟稿,老师改定。由于我是新手,有许多不足之处,老师都不厌其烦地修正,并做详细说明,所有改动都能切中肯綮,给我不少启发;偶有不同看法,老师也会细心倾听,商酌解决,所以在合编过程中,我学到了许多为人和治学的道理”(该文收入《谭正璧传》,北京出版社,2016年)。可知该书实际是由纪馥华主要执笔编写,谭正璧做了把关修改的工作,但最后酌定皆出谭手,且谭正璧是纪馥华的老师辈,所以署名在前。

纪馥华有一个笔名叫璧华,是福建省福清县人。1949年开始,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、济南齐鲁大学、青岛山东大学中国语文系就读。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语文系。此后一直在北京从事文教工作。七十年代初定居香港,从事编辑工作,曾在现代教育研究社、新亚洲出版社、文达出版社任总编辑,麦克米伦(香港)有限公司任中文总编辑,香港启思出版社任编辑顾问等。业余时间他依然进行着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,在香港三联“中学生文学精读”丛书里,担任陶渊明、李商隐、李白、李煜四位作家作品的选注者,反响不错,这也许正是当时谭正璧先生指导他编写《庾信诗赋选》时打下的底子吧。

纪馥华定居香港后,与谭正璧亦一直保持着通信,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、樊昕编的《谭正璧友朋书札》中,纪馥华的书信收入了二十四通,皆是1970年赴港以后所写,属于书信来往比较频密的。在这些书信中,数次提到《庾信诗赋选》。如第九通:“目前国内想要出许多古典文学选本,那本《阴何诗选》不知有无面世之日,我常怀想写《庾信诗赋选》的那些日子,那是一段多么有意义的日子啊!”第十七通又说:“获悉《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》中亦收有《庾信诗赋选》,十分欣慰,因为那说明了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,这可为证,《庾信诗赋选》还是独一无二的书,这应归功于您,因为没有您,根本就不会有这本书,您的指导是起决定性作用的。……《庾选》受批判的情况犹历历在目,而回忆总是甜蜜的。”信中提到《庾信诗赋选》受重视、受批判的诸多情况,并又提到二人应还有一部未刊的《阴何诗选》。从字里行间可见纪先生十分重视这本他初出茅庐时合作编纂的小书,或者说是重视与谭正璧先生一起编书、跟随他学习时的那段经历,至以“甜蜜”来形容。纪馥华先生亦一直在从事着文学的研究、普及、出版等工作,这正是谭正璧先生在“三身著作”之外,教书育人方面成就活生生的例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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